靈感枯竭是家常便飯，寫就是了——訪《無解之毒》作者蕭景紋

哭完後，或許會開始探究眼淚從何而來——專訪《老窮奇幻紀事》作者呂苡榕

第一次看《令人討厭的松子的一生》時，我共分成三段才勉強完食。年幼感受不到家人愛的松子，遭遇學生和同事誣陷、騷擾，被迫離職，遇到一個又一個渣男，被掏空、毆打、拋棄，甚至自己因此殺人入獄；後來成為繭居族，好不容易鼓起勇氣邁出家門、想開啟人生新章，卻被陌生的少年們毆打致死。每當電影中松子埋在不同泥淖，我會按下暫停鍵深呼吸，暗自祈禱「這就是谷底，不可能更糟了」；然而播放啟動時，松子總能再往下掉一層，進入更慘、更難的境地。這才是真實，生命是無法暫停、讓人喘口氣的。而在沒有緩衝的狀態下，許多人就是這樣一路滑落，來到外界無法想像的底層。擔任專題記者多年的苡榕，在真實世界中以報導文字追隨的人們，多與松子有相似命運：他們遭遇失業、流浪、身心負傷、進出監獄與醫院等生命的坎；另一面，他們同時也被多數人誤解、輕視，於是一步步在老去時，埋入社會邊緣過活。傅柯在《聲名狼藉者的生活》文中曾形容這樣的生命是「黯淡無光、平庸無常的」，然而卻在與權力的強光偶然相遇下，將他們從陰影中拖曳出來：「如果我們要想觸及這些事，就必須要有一束光，至少曾有片刻照亮過他們。」▲ 左為《老窮奇幻紀事》作者呂苡榕，右為「人生百味」共同創辦人朱剛勇。苡榕撰寫這本書時，曾於人生百味擔任實習生、進行田調。 我們所認識的松子苡榕第一個認識的「松子」恰巧正來自於監獄。加入鏡傳媒文化組的第一個題目，苡榕做的便是和監獄有關的內容，2015年高雄大寮監獄狹持人質事件一直讓她心中有疑惑，這使苡榕開始進行獄所相關報導，進而認識了女性受刑人阿桃。阿桃年少時為了養家進入酒店工作，後來結識了吸毒且會施暴的男友，她只能靠毒品短暫忘卻痛苦。反覆進出勒戒所的阿桃，後來在裡頭認識了一位好姐妹，兩人相互扶持，甚至復歸社會後還一同租屋生活。「她們批了些首飾、水晶，做起小生意。阿桃受訪時還說，她覺得自己現在很幸福。也太棒了吧！」苡榕和我談到這段時，眼神發亮。在龐大的結構之下，人仍是有能動性的，且不必然只能悲劇收尾。這樣的想法在進行下一篇老年貧窮專題採訪時也得到呼應。苡榕走入雲林鄉村，在地方籌辦的長青共餐食堂裡認識一大群歐巴桑，在這裡，她們不只是受助對象，還是食堂的志工，一起做菜、共餐過程，充滿關心彼此近況、交流資訊的對話。服務老年弱勢戶的社工告訴她，女性通常願意主動求助、找尋資源，甚至樂於互助，她們搭建起的支持網絡，使自己與他人都不容易墜落，「相較之下，男性反而容易在老後陷入極端困境。」因著這句話，苡榕將好奇的光，轉向燈火與資源比鄉村豐厚數倍，雖在城市中心卻活在陰暗之中的群體——無家者。 聲名狼藉的男人們露宿街頭、生活高度不穩定，照理來說應十分符合社會對於「貧窮」與「被救濟者」的印象，甚至網路上也常有「遊民每天躺著，領的補助比你一個月賺的還多」的都市傳說。然而台北七百多位的無家者中，有中低與低收入戶身份的人數不到6％，就算計入身心障礙等社會福利，拿得到社福資源的無家者仍只不到三成。超過七成的無家者因年齡未滿65歲、有兒女、戶籍非在台北等因素而無法得到社會救助，他們絕大多數為生理男性，年齡與性別帶來的既定印象，使他們在制度與大眾眼中，被認定為「該靠自己的努力站起來」的一群人 [1]。被排除在制度之外的人們匯聚在車站，因為這裡的公共資源：廁所、飲水機、充電座使用不會被拒絕，以及固定有社工夜訪、駐衛警巡視，生活相對安全保障。另外，這裡也有著貧窮者最後能緊抓的資源——社群。台北車站是全台無家者聚集最密集的地方之一，其次為艋舺公園。這些社群裡，時常聽見有人互稱夫妻、兄妹、乾媽乾兒子，然而彼此不一定真有法定關係或血緣，甚至連對方的本名都不知道。「不過問太多」是街頭生存的潛規則，尊重對方，也保護自己。有時和A大哥黏在一起的B大姐消失了，問起去向，A聲稱從不認識B也是常見的事。如此緊密卻難以捉模的人際，台大社會系黃克先老師認為，這是在不穩定環境中發展出的特殊危殆關係。要進入充滿未知與變數的田野，找到場域中掌握最多資訊、可信任的引路者是重要的第一步，而帶領苡榕進入車站神秘網絡的老張哥，完全符合人類學中「守門人」的定義：他曾在經歷人生的大起大落，掉落街頭後遇到社工協助，最後憑著努力租到房子。後來，他卻時常回到車站幫忙，擔任起為這裡的無家者媒合社工、NGO和醫療資源的重要角色。在苡榕的作品《老窮奇幻紀事》中，充滿老張哥東奔西跑的身影：一下看到新來的無家者便上前詢問狀況，一下帶領義診醫生去找受傷的人清創傷口，一下又督促熟識的老人家要找社工協助申請補助。以老張哥為首，車站也形成了小團體，一群阿伯常主動協助NGO跟民眾分送物資、便當給無家者。我好奇問苡榕：在她的觀察裡，台北車站的阿伯守衛隊跟她在鄉村認識的歐巴桑志工有沒有差異呢？苡榕說，她覺得台北車站的幫助方式，確實流露濃厚的家父長制。掌握多方資訊並與資源接口的男性們，確實也擁有決定資源如何分配的權力，他們判斷誰需要、別給誰，有時也會以此作為獎懲，「像是會對人說『你再不去看醫生我就餓你三天！』這樣有點恐嚇意味的話，但你也知道，他其實是在擔心對方的健康。」和車站陽剛氣息搭配的，是比有些無家者出入街頭更資深、掌握情報與快速判斷能力的社福中心社工，以及組成多為年輕生理女性、強調同理與對話的NGO。苡榕觀察到，正是三者間彼此協調、支援，為車站撐出城市難得對無家者友善的空間，並使更多不同狀態的人得以被接住。她形容這樣的網絡關係是共振的，無家者在其中並非只是單薄的受助者，他們有力量組織團體，說出這裡的需要，並守望相助。▲ 呂苡榕說： 「我寫這些報導不只是為了賺眼淚；有些人哭完後，或許會開始探究眼淚從何而來。」 身為一個記者，能做、不能做，與做不到的。多年累積的採訪內容，最後堆疊成了這本《老窮奇幻紀事》。這幾年，苡榕隨著書中年歲雖長，卻充滿韌性的人們為生存走傱（tsáu-tsông，奔走），有時是深入他們的工作現場，一同打掃有囤積症的弱勢家戶；有時是前往鄉村，擔任共食食堂的志工。不只是口頭問答，苡榕也動用身體感，盡可能貼近貧窮長者的活與話，探究其中的結構與真實。真實，多麽令工作者嚮往但又不安的詞。我曾經見證苡榕鍥而不捨地查證一位無家者宣稱自己哥哥是某縣市議員。當時一些工作者笑著建議她別在意車站人們千奇百怪的宣稱。然而她打了無數通電話，最後真的找到這位議員哥哥，然後被對方掛了電話。然而，這樣就算真實嗎？街上還有千百則待查證、或明顯有出入的故事。即便是真實的故事，也存在複雜的層次。例如一位總是控訴孩子無情、不與他聯繫的大哥，經過好多年的相處，有天他願意信任與交付時，才說出曾經對家人施暴；然而施暴的原因，是當時他一人擔負全家經濟重擔，又遇到投資被惡性倒閉，無力負荷指責之下，選擇用暴力鞏固自己在家中的地位。真實層層疊疊、千迴百轉，有些社工最後乾脆全盤接收，「因為這是他們面向的真實。」有些工作者則選擇抱持懷疑、不斷蒐證。那對一個記者來說，如何確認真實呢？在截稿日明確，且得不斷切換進入不同題目的時間壓力下，苡榕說：「我能做的，就是盡可能呈現多一點的視角。」多一點的視角包含訪談相關關係人，以及對照時代背景。在流量當道的媒體風氣下，做這些麻煩事是為何呢？苡榕當然知道煽情能為媒體帶來的聲勢：「但我寫這些報導不只是為了賺眼淚；有些人哭完後，或許會開始探究眼淚從何而來。」人確實有運好運壞之分，但厄運背後往往不只個人的陰德與資本累積，也包含了整場時代背景、制度系統、社會風氣。貧窮過往被認知為普遍現象，歷經經濟起飛、黑手變頭家的年代，人們堅信能憑藉努力翻轉階級，「貧窮」成為「不夠努力」的後果，即便產業轉型、社福制度未隨時代演進與工作貧窮（working poor）等真實現況也難以撼動此信念。直到近年全球性的疫情、戰爭的影響連動，人們才稍微被提醒：生活並非自己所能掌握，許多時候甚至是牽繫在完全陌生、遠方的他者身上。意即：我們都處在危殆，貧窮者只是先於多數人驗證了這個事實。在龐大、紊亂的世界中，記者擔負了什麼責任？苡榕分享了一個小故事。她剛入行時收到愛鳥協會在每年幼鳥學飛季節都發的新聞稿，內容是宣導民眾別隨意撿起摔在地上的幼鳥，因為會使父母找不到孩子，小鳥也喪失學飛機會。苡榕隨手順過內容後就上稿，並沒有多想。多年後，有次她在社區大學教報導寫作，一位媽媽上前攀談：「我的兒子好久以前讀過你的文章。那時我們剛好在公園看到幼鳥掉在地上，他還提醒我千萬別撿。」再小的信息，都有可能被某個人深深記住。現在的苡榕處理著比幼鳥學飛更複雜、糾結的專題，但戒慎恐懼是相同的。貧窮者的生命在許多記錄中，都是不光彩、不體面的樣貌，難得能鑽入狹縫、看見他們真實生命，使人更拚命想找到方法，去如實抓住那些人生。 ▲ 「人生百味」共同創辦人朱剛勇。 你願意相信松子最後是幸福的嗎？對談尾聲，我們又聊到《令人討厭松子的一生》。長大重看電影，我發現松子是個充滿活力的人。她看似將生命的主導交給一個又一個傷害自己的男人，於是導致不斷跌落。然而她每一次都用力在愛（或用力投射）、用力付出行動，並且還能笑，還有動力重新爬起。爬起，是跌落後珍貴的重啟，卻在電影與真實世界都被人們忽略。「很多人常告訴我，他們看我的報導會哭，但我心裡常想：有什麼好哭？很慘嗎？」苡榕笑著說。但她也強調自己絕沒有因職業麻痺而變得冷血，「有次我看到一篇法院判決，是一個精神疾病的女兒長年照顧中風的母親，最後受不了，於是點火燒死了媽媽。」苡榕形容當時讀完後她爆哭到不能自己，回想原因，或許是她覺得還有方法，例如求助社群、社福資源。「我感覺到希望其實在這個人旁邊，但她沒搆到。」帶領苡榕進入無家者網絡的老張哥，後來動了場大手術。但術後幾天，又跑回車站擔任那雙看照著大家的眼睛。另一位我們都認識的文叔，在書裡是個充滿動力、熱愛工作的歐吉桑，卻在近期因癌症而體力驟降。「書太重了，先放你們這裡。」文叔把苡榕送他的書寄在我們據點 [2]。雖然連書都拿不動，但他仍堅持每週坐著捷運從新北來找這裡，和他的老同學們一起開會討論公共事務、或跟駐點工作人員閒聊，「我就想來這裡看看大家，不然活著幹嘛？」有次被社工勸說要多休息的文叔大聲反駁。《老窮奇幻紀事》書中的人們，即便有些身體已老弱纏病外加經濟貧困、居住不穩定，但仍說得出「我想活下去」，苡榕說，能動性的存在是相當正向的事：「意味著，我們可以再努力看看。」 撰文  朱剛勇  ◆  攝影  桑杉學  ◆  場地  HAVEN by nest  ◆  責編  林潔珊   [1]《危殆生活：無家者的社會世界與幫助網絡》，黃克先，春山出版，2021。[2] 苡榕撰寫報導時，曾「人生百味」擔任實習生。「重修舊好」是人生百味在台北車站旁的友善據點，提供無家者洗衣洗澡、休息以及從事團體活動。來這裡的人們被暱稱為「同學」，一起在這裡修復自己、再次學習。

激勵自己的方式，就是「再寫一百字」——訪《說話課》作者吳億偉

在末日毀滅氛圍籠罩下，生活和「什麼事發生在你身上」無關，而是和「你如何選擇去面對發生在你身上的事」有關。近日交出懸疑恐怖類型小說《說話課》的吳億偉，擅長結合民俗與奇幻元素書寫故事。當科技廠內出現「科技靈媒」的存在，默默解決傳統工程師與一般道士乩身無法解決的問題，科學／理性與民俗／感性是否不再是二元對立？本次很榮幸能與吳億偉聊聊他的創作，以下為鏡文學與吳億偉的筆訪整理。鏡：您在創作過程中最享受的時刻是什麼？發現轉折。故事的組成在於曲曲折折的情節，又或是每個畫面塑造與背後的涵義為何，這些故事的單元，或長或短，或大或小，都讓創作者絞盡腦汁，只為求得一個好轉折，想上好幾天也有可能，但這也是創作最享受的時候。創作是無形的引力，不是把路修直，而是讓你看到那個轉折，是美麗的弧度，抑或驚險的角度，就在這樣貼地的轉彎裡，轉折的出現令人歡喜。 鏡：在您的作品中，有沒有反映自身經歷的角色或情節？最近發表的《說話課》，就是反映我疫情時期生活所感所思。從2019開始，全世界都陷入Covid-19的恐慌中，最古老對瘟疫的恐懼似乎席捲而來。然而，在現代社會，那種黑死病一片死亡的場景不再出現在街頭，對於疾病的恐慌來自於網路與螢幕，每個人戴著口罩出門，將世界活成一個大病院。這樣的恐懼對於現代人來說，卻過於熟悉，恐怖來自於網路二十年前早已在書寫裡，現在的恐怖形式，是什麼呢？疫情這四年，我的生活簡單而封閉，不必出門的日子裡，我每天打開的門，是手機上的APP，那一個小方塊，像通道，是空間，是日常，辦理所有事情，只要點上一個方塊，就能完成。每每看到下載的APP在手機螢幕慢慢成形，不知道開啟的是什麼門，引來的是什麼事情。如果陰陽之間有連結，這個抽象摸不著邊的圖示，會不會成為新的恐怖形式，入侵每個人的日常呢？這部小說，聚焦的不是傳染病的焦慮，而是在疫情的影響下，依賴的生活模式帶來的恐懼隙縫。那往往是科技的，以方便換取的。比如，因疫情而重度依賴的外送APP，或是新生的社交軟體，慢慢成為日常一環。尤其是後者，在疫情高峰時，Clubhouse每天卻聚集了一群群人，認識或是陌生的，療癒不能群聚的遺憾。那背後反映現代人的疏離卻又渴望群聚的矛盾情緒，因為疫情，人群上不了街，全都上了APP裡去。聲音裡，虛擬的群眾裡，真實與鬼魅難以區分，界線模糊。 鏡：您如何克服創作時的靈感枯竭？基本上我不相信靈感。很多人期待一點靈光推著創作，但我比較相信許多前輩作家所說的，靈感就是每天固定一段時間，坐在桌子前，提筆、打開電腦，想到什麼都寫進什麼，沒有邏輯，沒有原因，沒有滿意，也沒有定論，那當下能想到的，全部交出來。或許，我們也可以這麼想，這就是克服靈感枯竭的一種方法，不讓枯竭發生。把寫作成為一項每日從事一段時間的活動，如吃飯、運動，不給靈感特別優越的地位，讓它也接地氣般的生活著，自在的被領取與拋棄。我相信完成的文字藏著更大的寶藏，那是比靈感更重要的東西。 鏡：您如何決定哪些創意值得發展成完整的作品？每每看完一本書，一部電影任何的藝術創作，除了找出其中的優點，另外重要的是要找出其中的遺憾，這是寫作者可以見縫插針、趁虛而入的境地。這樣說來感覺有些偷偷摸摸，但每個作品都是完整的堡壘，在自己的邏輯裡成天成地，但身為另一個創作者，總得不信天也不信地，如盤古一般，再開闢一個自己的天地，能再寬一點，再廣一點就好。那可以寬、可以廣的量度，就是作家還能夠發展的空間，也是藝術上的突破。這突破包括找到更好的文字來描述、更具創意的故事走向、可能是商業的為求更多的讀者。這些寬與廣來自於作家敏銳的觀察感受，最終成就出下一個作品。 鏡：您認為一部作品成功的關鍵因素是什麼？我覺得作品的成功因素有很多，其中一種就在開始已跟你說的遊戲規則，等於透露了故事邏輯，但最後還是給你警惕與驚喜，像《魷魚遊戲》。《魷魚遊戲》當紅時，朋友傳訊息來問，你不覺得《魷魚遊戲》很殘忍嗎？看不太下去。然後我們的共識是，這種殘忍太過真實。喪屍片還看得自在。我第一次有這樣的感覺，是在二十年前金馬影展看《大逃殺》時，因為太過血腥，只能播午夜場，還一票難求。我跟著搶票，從來沒想到最後竟然跟整個電影院的人，在午夜裡一起倒數著死亡人數。這是一開始就知道角色必須死亡的電影。他們的死亡是故事的情節，推著死亡的結束。但看這個有什麼意義呢？如果電影為了展現各種死亡，一群高中生，一群為現實所逼的人，然後你不害我，我卻害你地繼續。沒有《絕命終結站》、《奪魂鋸》那種刻意地設計死亡的繁複與精緻。在螢幕前的我們，到底在看什麼？一場遊戲，對，就是一場遊戲。認真你就輸了！這類型的電影或是故事，最吸引人也最讓人不安的，就是早就跟你說是一場遊戲了，不要認真卻又認真。遊戲的目的不是樂趣，而是規則，規則越是簡單，遊戲越是複雜，因為有太多空白，要由遊戲者本身來填補，填補的往往是遊戲者的命，那是他們最後的本，用這樣的本還給遊戲。從現實世界到遊戲的世界，這些人不過從一個規則又跳到另一個規則，想藉由另一個規則，打破另一個規則，然後活在規則之上。但這些人在現實世界裡，就是被規則玩垮的人，所有的框框條條恰恰好扣在他們頭上。贏不了，只能插賭另一個世界。死亡不可怕，可怕的是，死亡之前你要做選擇。選擇太真實，沒玩遊戲的人也覺得累。深信不移的信念，幾個簡單的規則，就翻轉變動。是世界被遊戲玩了，出來混的總是要還的。  鏡：您最近讀過的最「有感」的書是？之前讀完韓國作家全建宇《我是恐怖小說家》（大塊，2022），覺得他也是同道中人。在書裡他特別說到恐怖小說／片的恐懼教他什麼是放鬆。這樣的放鬆說的不只是故事，更是現實世界裡掙脫出來。我與全建宇年紀相仿，這本書讓我驚訝的是，原來七〇年代末出生韓國與台灣的孩子，受到的「恐怖教養」是如此雷同。他提到成長時看的民間社會傳奇節目，還有《世界的不可思議》這類書籍，傑森與佛萊迪，七夜怪談，咒怨，貴志祐介的小說，還有許多無法偵破的懸案（如韓國大邱青蛙少年失蹤案），都是一代人恐懼養成的來源。小時候台灣舊書店販賣很多如《世界的不可思議》之類的書，《寰瀛蒐奇》應該是最紅的，一翻開裡面的世界怪多於奇，不太可愛。我記得在親戚家翻過一本類似的尋奇書，裡面刊載世界鬼怪照，還有血淋淋的鬼吃人照，文字說鬼怪到處吃人。日本女鬼脖子都要伸出照片來了，堪稱童年最佳陰影。《我是恐怖小說家》最好看的是全建宇的人生故事。貧窮與生活壓力交錯，虛構與真實的恐懼分不清，那些活生生如《魷魚遊戲》經歷讀來精彩（比如他自行應徵屍體擦拭員），親自感受起來一點也不精彩。但就是要度過這些，才能真切說出「生命中的恐怖也是你的指南針」、「人必須面對內心的恐怖，才能感受戰勝恐懼的快樂」這樣的話。他說到恐怖小說這類型，在韓國文學裡是邊緣的邊緣，沒有人會認真去討論。這幾年韓國恐怖小說的市場萎縮，許多恐怖小說家也得轉型去寫其他故事。但他還想繼續堅持。  鏡：您在寫作期間最常用的自我激勵技巧是什麼？我很佩服職業作家，可以每天固定寫上幾千字，甚至對有些作家來說，幾千字只是暖身，是開啟文字創作前的前奏。開啟電腦，文字不是打進去的，而是從白紙浮出來的。我寫作時最常要應付的，是自我懷疑，每一字每一句浮出來了，但我總疑惑地看著他們，這是你該出現的位置嗎？因此，防止自己的性格把這些好不容易出現的文字趕回去，我自我激勵的技巧非常實際，就是「再寫一百字」、「再寫一百字」，每當我懷疑眼前的文字時，我就會不斷提醒自己，「再寫一百字」，「再寫一百字」，直到無法不去處理滿滿對於自身的疑惑時，就會停筆，讓文字在白紙上歇息紮根，也許過了一會，我就會接受他們的存在了。 🔶 吳億偉，德國海德堡大學跨文化研究所暨漢學系博士。曾為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博士培育人員，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亞洲研究所訪問學者，並於清華大學中文系與寫作中心開設文學創作課程。曾獲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時報開卷好書獎，入圍金鼎獎與台灣文學金典獎，連續兩年入圍臺北國際書展書展大獎決選。出版短篇小說集《芭樂人生》，散文集《努力工作：我的家族勞動紀事》、《機車生活》、《我的不是我的》。 推薦閱讀｜《說話課》外送員李齊軒在忙碌的工作途中，熱門App說話課自動下載，卻引發一連串怪事降臨。失聯多年，當年一起參與高中說話課的同學，吳昕、莫佳美循線上門，眾人聯手合作，企圖解開詛咒的源頭。隨著調查，眾人發現這款熱門App充滿怨念，啟動驅魔儀式。但驅魔儀式也意外引爆了彼此內心最不可告人的驚人祕密。李齊軒面臨解開App背後真相，將失去朋友與迷失自我的雙重難題下，又該如何抉擇？ 推薦閱讀｜《真情實境秀》原以為只是單純的競賽，卻成為了殘忍真實的殊死戰。熱門時境節目「真情實境秀」第五季即將開拍，找來前四季的優勝者策劃為全明星賽替節目造大聲勢。然而節目開拍前，贊助方柯承恩莫名受困於一間密室，被迫與前四季獲勝者朱天貴、卓春嬌、林智美、徐冬川一起闖關。昔日看似好玩歡樂的實境秀，一夕之間變了調。